我挣扎了这么久,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,可是一不小心…

我挣扎了这么久,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,可是一不小心...
面前的阿星个子很高,瘦瘦的,有点长的头发。棱角分明的脸笑笑的,像个孩子。一件黑色的花衬衫,瘦裤子,一双不太合脚充满污垢的皮鞋。他,手里紧卷着一份《南方都市报》,乖乖的样子,配合的表情,无论如何,也和我们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。

“见到你们,我很踏实。”阿星和我们一一握手。之后指着自己的衬衣说:“还飘着血腥的味道”。两天没进食的他,很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先吃点东西。

提起杀人,他冷静、微笑

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厅。尽管阿星很饿,但面对食谱,却不知道点什么好,“我没进过咖啡厅,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。只想吃点米粉。我们老家的米粉可好吃。”记者点了一桌子菜,大家也都很饿了,但一行人似乎谁也吃不下去。

接下来两个小时,他很冷静地告诉了我们杀人的经过。其间,总是情不自禁地撩着有些长的头发,不时露出笑容,如同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

阿星说,他杀的是他打工工厂–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的主管。因为老乡家摆满月酒,他喝多了旷了一天工,被主管开除了,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(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,可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)。8日晚上9时许,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,主管来了,骂了很难听的话。一气之下,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,分别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。杀死主管后,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。

之后,阿星说自己约了从北京赶到潮阳采访“砍手党黑幕”的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,与之说说笑笑了一个多小时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记者事后回忆,聊天时阿星总是张望着外面,“当时怀疑他肯定有事,但他却不透露,只说过两天就会知道”。

随即,阿星连夜逃出潮阳,在普宁市汽车站睡了一晚上,于9日上午10点坐汽车赶到深圳宝安公明。“我的父母都在公明打工,但我最后没有选择去见他们,选择了打电话给傅剑锋。”阿星说,在比较熟悉的记者的陪同下去自首,心里会更塌实些。

“一不小心,我和他们一样了”

“我一直想要挣扎着跟那些老乡朋友(砍手党)的人不一样,不去抢劫,可是最后,一个不小心,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。”阿星说,他15岁出来打工,从来都需要忍耐老板傲慢的眼光和苛刻的条件,他永远都不属于这个城市。

在记者的说服下,阿星放弃了明天再去自首的念头。但他提出,不想去公明派出所自首,因为自己的父母在。记者随后拨打了110,接警人员建议,记者带阿星回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,然后由记者站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接受阿星的自首。

的士进了南头关,在深圳边缘生活了许久的阿星望着车外感叹:“这是我第一次到深圳市内来,也是最后一次。”

7月10日1时许,当出租车在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门口停下后,阿星向我们提了唯一的要求:洗头。

双腿发抖,但不“后悔”

在洗手间洗了20分钟头的阿星躺在记者站办公室沙发上,抽了一口烟后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阿星说,他从深圳公明到汕头潮阳打工,就是为了挣脱“不良”老乡的影响,但汕头的老乡也很多,他砍人的刀就是一位厂中的老乡买来放在宿舍中,准备抢劫用的。

夜越来越深,一名记者准备回家,此时,一直很镇定的阿星忽然惶恐地抓住她的手:“姐姐,你就不能陪我吗?”记者哭了。因为他一直不像杀人犯,我们的潜意识里,不相信这个孩子杀了人。

1时35分,园岭派出所3名民警来到本报深圳新闻部办公室,阿星让民警带他走。派出所里,记者注意到一直说自己“不后悔”的阿星腿在发抖。

在被送进羁押室前,阿星让记者以后看望他时,给他带几本武侠小说,随后又改口说,“带几本爱情小说也可以”。

今年20岁的阿星,身高足有1.8米,长得很帅气,但依然单身,没有经历过爱情的甜蜜,“想谈一次,但很怕人家不喜欢我们这样的人。”阿星笑着说。

“我好像 逃不开这个网”

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,高到天上去了,我们在下面仰望,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,都看不到人家。

拿刀时已经不清醒了

记:阿星,想起昨晚的事,感觉是什么?

阿星:我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,如果当时有人进去,如果当时第三个人在场,我应该不会那么做。

记:人生没有如果的。

阿星:所以我不后悔。因为没有后悔药可以吃。

记:你真那么恨他吗?

阿星:其实也不是,他虽然对人脾气很大,经常骂我们,可是基本上都是他让我做什么,我就做什么,我在(厂)里面属于做得很好的。

记:你是很凶、很容易生气的人吗?

阿星:不是,你可以去问所有认识我的人,他们都说我脾气很好,从来不怎么生气的。他们绝对不会相信我做了这样的事情。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很绝望,工作又没有了,以后又要去找工,又不给我钱,还要骂我,我应该是失去了理智吧。

记:每个人都会碰到让自己愤怒的人,可是我们不能也不会一时冲动就去杀人,你为什么就忍不住了呢?

阿星:我不敢告诉弟弟,他和那些老乡肯定会说我的,连一个工作都做不下去。

记:你应该很明白你这么做的后果。

阿星:那时候气在头上,我就砍他,砍得不重,他就反抗,喊,我就本能地想不要他喊,要砍死他。

记:你现在想想,你那时候凶狠不凶狠?

阿星:可能是世界上最凶的吧。拿起刀时,我已经不清醒了。

记:你为什么不想回家看看?

阿星:我怕他们哭。我这辈子不能看到女人哭。我不想让他们难过。妈妈如果知道了,肯定不会让我自首,会给我钱,让我逃走。

记:你不想逃?

阿星:一人做事一人当,就算逃到越南,一辈子都不能回来,又有什么意思呢?我今天逃得已经觉得累得走不动了。

记:你还是心里放不下他们,是吗?

阿星:我想让你明天给我老爸打个电话,让他照顾我弟弟,不要让我弟弟走上这条路。

记者:你在很多地方打过工,是吗?

阿星:是的,2000年出来,在公明,东莞,汕头。

记:你那时候,15岁。

阿星:对,我没有身份证,经常被收容带走。

穷可以忍,只要别人对我好点

记:都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打工?

阿星:织带,织带,全部是织带。我所有的工作都是织带!刚开始是一个月三四百,现在每月可以挣七八百块吧。

记: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?

阿星:都在外面。

记:因为穷?

阿星:因为穷。

记:阿星,你觉得穷困真的很难让人忍受吗?

阿星:也不是很难。还是挺好的。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。

记:那是什么?

阿星: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。在家里就比较好,每个人都是很好的。

记:因为大家都穷得平等,是吗?

阿星:对。

记:出来就不是?你指的谁会看不起你?

阿星:有的时候是老板,有的时候是城里的人,有的时候是我们那里的人(老乡)。

那些老板会对我们很傲慢,看不起我们;比如我只是希望每个月能够有一天假期,我来了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,旷工旷了一天,就被开除了。如果每天不是工作12小时,一个月能够休息一天,我想我不会走这条路。

记:看到城里人,你会觉得自卑?

阿星: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,高到天上去了,我们在下面仰望,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,都看不到人家。

记:你喜欢城市吗?

阿星:这个感情很复杂,喜欢也不喜欢,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距离它太遥远了。

记:你会埋怨这个出身的不平等吗?

阿星:这倒没有,反正你出生在哪里就在哪里了。

记:你还是有点埋怨,你埋怨什么呢?

阿星:我觉得我们那里教育不行,教育好了就不会这样了。

理解他们,因为太穷了

记:那老乡呢,为什么看不起你?

阿星:那些抢钱的老乡,会觉得我这样打工只赚几百块钱是没有出息。

记:你会受到他们话的影响吗?

阿星:我们那里做这个事情(抢劫)的人太多了,没有几个是正当的。

记:你为什么不认识几个正当的?

阿星:因为身边没有几个不做的。

记:你想过有一天你自己会跟他们一样吗?

阿星:想是想过,我能这么久不去跟他们一样去做,已经挺难的了。以前我也是帮他们煮饭的,他们其实对我挺好的。有钱就请我们吃饭。我很想远离他们,所以我父母也要我去汕头打工,不跟他们住在一起,可是那边,我老乡也多起来了。

记:这次被辞了工,你也打算去抢了,对不对?

阿星:可能吧。如果尽快找到工作就不会去抢,如果找不到就可能。

记:你觉得你自己做这件事情,与其他抢劫的老乡对你的影响有没有关系?

阿星:肯定有。

记:这个影响是什么?

阿星:我看惯了他们砍人。

记:你能理解他们去抢劫甚至砍人的做法吗?

阿星:我能。做工做一辈子也赚不到什么钱。如果他们把刀架到你脖子上的时候,你不要反抗,把东西给他们就好了,要是反抗,可能就会被砍掉手。

记:你刚开始看到他们行凶砍人的时候,觉得害怕吗?

阿星:刚开始就害怕,他们砍人的时候很凶,可是不是每件事都凶,不对我凶,慢慢的,就不怕了。

18岁后心理发生微妙变化

记:你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穷,还是相互的影响?

阿星:应该是相互影响比较多,还有穷的原因。穷和相互影响加起来,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只要有老乡在做这个事情,就算不拉拢别人,别人也会像磁铁一样自动吸过去。就

像我那些表兄表弟,都是这样。有的都被抓了,判了很多年。不知道他们父母怎么想,应该管不了的。

记:你觉得你跟他们有区别吗?

阿星:没有了。

记:本来你以为有。

阿星:应该有。

记:是不是觉得犯罪和不犯罪之间,差别实在很小?

阿星:对,只有一步就完了。我挣扎了这么久,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,可是一不小心,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。我害怕跟他们一样,也想避开他们。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。

记:你觉得你在这个网里面?

阿星:我们那里的人都在这个网里面,挣不开的。

记:你觉得这个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?

阿星:18岁。我18岁之前还是可以很坚决抗拒他们的生活的。18岁以后就慢慢地感觉不会那么排斥了。这个转变其实就看你能够忍耐多久。

记:为什么这么说?

阿星:你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,一天干十几个小时,挣不到几百块钱,抢一下就有了。你挣几百块,人家挣几万块,心里当然一点都不舒服的。

记:你也是不舒服吗?

阿星:每个人心里都不舒服。

记:难道他们不会考虑做这样的事情给家里人带来的伤害?

阿星:我们那边的人是这样,有的被抓起来了,枪毙了,或者判了徒刑,只要他给家里留下了一些钱,十万,二十万,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。都是这样的。只要你每个月往家里寄几千块,家里不会管你在外面做什么。我给他们烧饭烧了这么久,我看得太多了。

希望下辈子不要生活在那里

记:阿星,你觉得你的生活有希望吗?

阿星:以前应该是有。我想的就是有本钱去做一点生意,我就是不想像我父母那样,一辈子都打工那样,那样是永远都没有出息的。

记:你留恋这个社会吗?

阿星:应该没有。可能我接触到的人,都是这样的心理。都是过一天算一天。

记:你觉得你会被判死刑吗?

阿星:应该会吧。那就把这些话留给后面的人吧。让我弟弟,还有那些老乡,不要再出现我这样的事情。希望能感动他们。

记:你觉得能吗?

阿星:要让他们不走这条路的话应该好难。好多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。

记者:你知道的同乡吧,有多少?

阿星:好几百个。

记:你知道的就有几百人可能会重复你的经历?

阿星:不是可能会,而是已经做了,正在做,或者马上要做的。

记:你觉得没有办法阻止他们?

阿星:应该没有。

记:阿星,这个世界在你眼里就是这么灰暗吗?

阿星:现实是这样的。

记:你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?

阿星:是在学校的时候,我那时候学习很好,老师都很喜欢我。可是长大了,就不快乐了。

记:阿星,如果真的被判了死刑,你有什么要求吗?

阿星:如果我死了,我希望我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。我们那里都是刀光,我想离开得越远越好。

“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,因为他们也知道,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。”

“如果有一天,工厂把我辞了,或者工厂倒闭了,我又找不到工作,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,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。”

–摘自《深圳“砍手党”来自小山村》中阿星的话

– 厂方说法

“我待他不错

他怎么这么冲动”

工厂老板惋惜失足员工,医院证实伤者当场死亡

汕头市南里村的则凯织袋厂直到昨日下午仍未复工。郑老板说,经历如此大的变故,他感觉很累,想关掉这家小工厂。

曾目击凶杀现场的村民和则凯厂的一名工人,还记得当时的情景:7月7日晚上9点多,已经辞工离厂的阿星回到了则凯厂,想从主管阿章处取回他的身份证。 “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不和。”这名熟知内情的职工说,阿星性格比较怪,经常因为工作不到位而挨主管骂,而阿星这次搞到要辞职离厂,他认为也和主管坚持要炒人有关。

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了临街的工厂宿舍时,恰好被一名路过的建筑工人看见,“两个人进门后铁门就关起来了,也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正常的响动。”10多分钟后,铁门被打开,阿星一个人走出宿舍,朝出村的方向走去。“他步伐正常,表情看不清但身形和动作一点都不紧张。”村民惊讶地说,直到昨天,他才知道阿星当晚离开,是在杀完人之后。

“我最早发现宿舍有人被捅了,打急救电话的也是我!”郑老板十分不愿意地回忆道,他看见阿章躺在地上,房间里没有其他人,但对于屋内的细节情况,他始终不愿提起。曾经探头进屋瞄了一眼的村民说,当时阿章躺在血泊中,好像伤口在脖子处。

潮南人民医院当夜有派出急救车赶往现场救人,据当晚跟车的急诊科医生说,他们出动的时间已经够快了,但是伤者身中致命伤,“我们赶到时他已经没救了,伤口在脖子处,应该是血管被割断了。”

潮南公安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说,他们当晚就成立了专案组来负责侦破该起命案,而就在当晚,专案组就已经初步掌握了嫌疑人逃窜的线索和路线,到7 月8日,数名当地的民警也已经跟着阿星的足迹,一路跟踪到了深圳市,这名民警说:“幸亏他自首及时,因为民警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,如果是抓逃给抓到了,就没有现在宽大处理的可能了。”

记者与潮南公安分局一名办公室郑姓主任取得联系,希望能采访到办案民警,但对方表示目前案子仍在调查当中,还不能对外披露,但郑主任肯定地答复说,该案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。

阿星是怎样的一个人?一个天生的杀人犯,或是一个不小心犯了大错的孩子?在父母、在记者眼中,有他们的阿星。

“他从小就懂事,我们很放心”

阿星父母说现在最后悔儿子找“坏老乡”玩时没有及时阻止他

讲述人:阿星父母。13年前,阿星7岁时,阿星的父亲李国庆(化名)来深圳公明打工,10年前,阿星的母亲也来深圳打工

“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,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!”昨日李国庆接受采访时说。获悉阿星(化名)发案后,这样的好日子被彻底击毁了。案发当晚,李国庆接到了阿星老乡的电话,老乡在电话中告诉他,阿星行凶后逃跑了,其弟弟也因帮助哥哥逃跑被拘留。

担心阿星辍学后变坏,接他到公明

2001年下半年,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,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、打架

“他从小就是一个安分、懂事的孩子,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?”李国庆不相信性情温和,从小就没和别人打过架的大儿子杀了人。

李国庆说,1985年10月,阿星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山岱屯,那里远离县城,村里的人很穷。那时,阿星的三个姑姑还未出嫁,家里人手多,种植了很多庄稼,还有一些水产养殖,“村民们还在住泥巴房时,我们家就建了砖瓦房,家里生活很殷实”。

阿星生下来时,不像其他小孩那样爱哭,他喜欢笑,加上小家伙长得很帅,屯里的人都喜欢抱他。7岁时,阿星被送进了家对面的小学,小阿星在学校里表现不错,“老师偶尔会表扬他,说他从不和同学打架”。

阿星读三年级时,母亲到深圳公明打工去了,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星的肩膀上。“他做得很好,是个小大人,让我们很放心。”阿星的母亲回忆说,每天放学后,小阿星不仅帮助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,农忙季节时,还帮忙用牛车运送化肥到田里,水稻收割时,亲自下田收割稻谷,“我和他爸上班很少有假,他让我们不要回去帮忙。”“他是个很小就懂事的孩子,我们对他很放心,也很欣慰。”

但由于阿星的成绩不好,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。2001年下半年,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,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、打架,阿星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,就把15岁的他接到了公明。

怕受责怪,阿星躲了四五个月

阿星自首时说,和“砍手党”待在一起时,“没和他们一起做坏事,只是给他们煮饭”。

在公明一家橡根厂分厂上班的阿星父亲,将阿星介绍进了橡根厂总厂上班。每天上11个小时班,工资每月四五百元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,阿星告诉父母,在工厂上班工资太低,要求换一个地方。不久,经老乡介绍,阿星进入了父母所在的橡根分厂,该厂的工作时间一样每天都是11个小时,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,且包吃住。

阿星在分厂工作一年后,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姑父杨先生发现,阿星开始不安分工作,时常请假出厂。杨先生说,他打听到阿星去找在公明混的同学、朋友和老乡,“这些人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,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,而在外面以抢劫为生”。

他找到了阿星责骂他,并劝导他离开这些“坏同学”、“坏朋友”、“坏老乡”,阿星没有吱声。

阿星的父亲听说后到处找阿星,“但他可能怕我们怪他,他就一直在外面躲着,彻夜不归,虽然他就在公明,但我们却不容易找到他”。等到他和妻子上班后,阿星才悄悄地“潜”回住处,和姐姐、弟弟相聚。

阿星躲父母大约有四五个月,这段时间的阿星怎么过的?昨日,阿星自首时说,那段时间他都和“砍手党”待在一起,“但我不和他们一起做坏事,只是给他们煮饭”。“砍手党”成员抢劫获得战利品后,都会带上他出去吃喝和唱歌,“有时他们还会跟我讲行凶的情节”。

四五个月后,阿星的父亲通过老乡,终于找回了阿星,父母的责骂让阿星清醒了起来。去年下半年,阿星的父亲通过在汕头潮南的老乡,将阿星安排进了一家织袋厂工作。不久,阿星辍学的弟弟也被安排进这家工厂。

李国庆说,几天前大儿子的师傅还给他打过电话,“他说阿星很安分,是一个懂事的孩子,让我放心”。

但前晚,汕头老乡告诉他阿星出事后,“我以为自己听错了,整个人都站立不住”。他赶往工厂准备将“噩耗”告诉妻子,“宿舍到工厂不到一公里的路我却走了大半个小时”。获悉儿子出事以后,李国庆和妻子一直没有合眼,李国庆的妻子整日以泪洗面。李国庆的妻子说,她与丈夫打工存了8万元钱,两年前跟亲戚借了两万元,在村里建了唯一的一栋两层小楼,“那是我和丈夫建给他兄弟俩结婚用的,村里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”。“现在我们夫妻俩感觉主心骨都被抽掉了,生活忽然没有了任何意义……”李国庆的妻子哽咽着说。

“我现在最后悔,他请假跑出去和那些‘坏老乡’玩时,我们没有及时阻止他!”李国庆分析说,“他的冲动还可能与他和‘坏老乡’相处时,被影响了有关。”

讲述人:傅剑锋(原南方都市报记者,现南方周末记者)今年1月因为深入砍手党的家乡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,认识了当时在家乡养病的阿星

他们的苦难,也是我们的

我和阿星因为采访砍手党而认识,他当时在老家养身体,给我的感觉是,这是个善良的人。但是他当时说的一些话,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:也许有一天,我被老板辞了工,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,也许我也会去抢的。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,神情非常认真,曾经让我久久难忘并写到了稿子里。后来他和我保持着联系,我一直试图帮助他,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处境的危险和他内心的挣扎。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,我不是一个记者,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看。作为阿星,在砍手党群体包围里长大的他,如果没有一份正常的合理的工作,是非常危险的。没想到,当初的话真的应验了。我给他找过工作,可是我的能力有限,没能帮到他太大的忙。到最后,我仍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到现在,我都觉得内疚。

阿星的悲剧,我非常难过。我想表达两点意见:阿星不是天生的犯罪人,而是他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他。这几个月,我看到了他的挣扎和心理历程。对这么一个人,我们无能为力,当然他的悲剧也不是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,而是我们的社会的责任。他们的苦难不是他们个人的,也是我们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,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,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,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,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。

第二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,那就是我觉得道德伦理高于报道本身。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,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,如果不稳定他并劝他自首,后果不堪设想。因为我已经离开南方都市报,如果我不告诉都市报,先去稳住他,自己再过来,可能我会做一个大新闻,可是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通知南方都市报的同行,赶紧去稳住他陪同他自首。我想,这个时候,我首要做的是负起一个人的责任。

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,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! –阿星父母

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,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,你不去关心他,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。

原文出处:http://news.tom.com/1006/4820/2005711-2293225.html